陆家嘴议题丨全球贸易保护、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金融风险在房地产？

 
6月14日，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黄浦江畔的“老地方”如期举行。
作为首届陆家嘴论坛的轮值主席，周小川首次以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参加了本届陆家嘴论坛，并在主旨演讲时列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依旧未解的10大问题，其中很多与防控金融风险息息相关。例如大型企业“大而不倒”，金融工具无法为实体经济服务，国民储蓄与消费应该如何匹配，全球财政空间缩小，但全球依旧在高水平等。
同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来愈烈的背景下，中国若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金融风险到底在哪里？中国又应该如何进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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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开放稳步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过去几年，我国外汇市场一度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冲击与挑战，但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已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逐渐向均衡状态收敛。
1996年，我国就已实现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并从本世纪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积极进展。“目前，人民币已连续7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货币，还成为全球第三大SDR权重货币，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潘功胜指出，随着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快速上升，今年1-4月份，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比增长31%。
“随着汇率形成市场化，汇率波动性逐步加大，在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起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制度屏障。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初步考虑建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监管框架，目前已逐步建立和实施。”潘功胜说。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MIT的讲习教授王江认为，虽然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依然不高，但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存在巨大风险：一是会引起资本外逃，二会增加国内市场风险，影响经济稳定。
“因此，要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尽快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王江建议，可以先从二级市场开始逐步放开资本项目，允许投资者直接通过二级市场渠道在海外投资，“这个‘不寻常’的路径或许风险更小，这值得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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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部门的责任
“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部门的任务，其他有关部门和各地区也要履职尽责。”中财办前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因为金融风险一方面是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乱象丛生，如果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解决，金融监管再严厉也会出现金融风险。
针对前期已积累一定风险，近期又乱象丛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杨伟民特别指出，该市场已成为最容易引爆中国金融风险的定时炸弹，且目前用行政性措施已不能根治，必须加快建立新的住房制度和市场化调控机制。
首先，要改革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体制；其次，要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增加商品住宅市场供应主体在符合规划前提下允许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借房，允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第三，要改革售多租少市场结构，加快住宅租赁市场立法，实行租购同权制度，实行鼓励租赁市场财税金融政策；第四，要改革房地产税；第五，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将强制性住房公积金改为自愿缴存，设立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第六，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农村人进城落户用出售宅基地使用权收入在城市购房，也允许城市人下乡购买宅基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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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金融风险要依靠结构性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也认为，仅仅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足以解决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控金融风险所面临的问题，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在全球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
其中，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从整体上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主要原因；从微观看，劳动力成本和社保缴费成本增加使得用工成本快速增加。因此，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才能降低成本，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美国里士满储备银行前行长杰弗瑞·拉克尔则从美国的经验教训中为中国提出建议。他指出，中国政府应为企业减少政府担保，让企业自己承担犯错误的风险，“因为有时候企业的错误很小、很零散，但经过政府担保后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可能是比较大的风险。”同时，政府还需要为国家何时出手干预企业设置一个确定的“阈值”。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讲席教授拉尔斯·汉森在赞同杰弗瑞·拉克尔的观点时表示，在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体制里面应该是允许企业有失败，有失败率才可以让企业表现得更好，因为大家都害怕失败。但如果政府总是频繁出手担保，则会让失败率下降，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无法保证市场的纪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