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光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启动3.0版

上海浦东以占全国八千分之一的土地空间，贡献了全国八十分之一的GDP，十五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成为改革开放创新高地。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走过1.0版、2.0版两个阶段。随着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下称《意见》），3.0版正式开启，制度开放也被认为是高水平开放下的一大重点。

7月31日，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第四届研讨会”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进入3.0版之后，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发展阶段与以往不同，将迎来很多挑战，但3.0版的实施一定会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冲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引领先行。

金融中心建设进入第三阶段

屠光绍此前表示，回顾历史，1992年国家提出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将其作为一个战略任务。经过近30年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绩显著。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任务，可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1992～2009年是1.0版，上海初步建立了一些框架；2009年是2.0版，国务院发布19号文件，提出“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做出了战略部署；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了3.0版。随着国际、国内环境进入新的格局，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提出新的应对方式，因此，在坚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的同时，我们还要因时而变，打造“3.0版”。

屠光绍提及，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事实上制度开放（不仅限于金融制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制度开放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传统贸易投资的开放，中国这方面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不断跟国际先进的规则接轨；第二个层面是服务贸易制度的开放，包括现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开放；第三个层面则涉及例如竞争中性、补贴、国民待遇等问题，由于国内外制度不同，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

目前，金融制度的开放如今成为焦点。7月15日，《意见》）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意见》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科创、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加强国际竞争力。

屠光绍提及，“因为金融的特殊性，包括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主权等问题，中国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它非常重要。金融开放今年的确在加速，但开放的同时建制度更为重要。”

例如，注册制就是一种制度的开放。面对实体经济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需要与时俱进，科创板正是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的具体产物，以注册制为引领，从审核、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持续监管及退市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供给，因此为科创板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上海应该引领金融制度开放

屠光绍认为，金融制度开放的基本原则在于对标国际上最先进或最高水平的金融制度。

“因为全球化浪潮难以彻底逆转，而且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是竞争出来的，因此必定要按照国际最高的标准。”他也提及，“也不是简单地直接照搬国外标准，而是要考虑到中国的制度特点以及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向前发展的过渡期。”

在他看来，通过金融制度开放，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制度方面拥有话语权，能够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好处是带动中国更好地向国际最高标准看齐、对接。同时中国通过参与金融治理也能表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样才能形成我国金融制度开放与国际制度的对接。

同时，屠光绍认为，我国金融制度开放还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制度效率提升和成本减低问题”。

“制度是好制度，但是成本太高也不行，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屠光绍以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为例，早年中国QFII制度实行额度管理，在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通过QFII引入国际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人进入中国股债市场。“一开始额度不足，后来在2019年中国取消了额度管理，但实际额度根本没用完。”

随着2014年沪港通、债券通的开通，由于互联互通制度在备案登记、资金自由进出等方面对外资而言更为便利，因此过去几年取代QFII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相比之下，早年QFII制度对于外资而言成本较高，包括备案时间较长、资金进出便利度不足、受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水平变化的影响等。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监管层在提升QFII便利度方面已经多措并举，不断降低屠光绍所提及的“制度成本”。即使是互联互通制度下，目前也仍面临海内外假期不同的问题等。屠光绍称，春节中国市场休市近一周，2020年市场受到疫情冲击，这一制度规则也导致国际投资人承受了较高的资金成本。“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制度的开放需要要考虑制度成本。”

此外，屠光绍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金融制度开放的路径。“金融制度开放不像某一个机构的开放，也不像市场的开放，制度开放的推进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为此，他建议，金融制度开放也应该从试点开始，逐步地进行开放，“金融制度开放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责无旁贷，上海在金融制度开放方面必须起到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