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公共政策专家：上海减少垃圾桶，说明市民意识已经进入新的层次

 
今天早上，从美国加州来到上海的邓穗欣教授在酒店用早餐时，本地报纸上关上于南京路撤垃圾桶的头版报道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邓穗欣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美国国家行政科学院院士，此行他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参加商业文明和共同体研究所的揭牌活动。于是，数十年来研究公共政策、早已成为世界该领域权威的邓穗欣第一次了解到上海垃圾分类的新规定和大行动。
“我只是通过报纸了解了大概，对政策规定的具体细节还不大清楚。” 邓穗欣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表示，但他对这项在上海出现的公共政策改革非常感兴趣。
下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公开演讲中，邓穗欣在这件事上着墨颇多，在他介绍的“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中，上海的垃圾分类成为新鲜出炉的观察案例。
“如果是在一个不发达、贫穷的国家或地区，我们会看到为了减少保持城市清洁，政府在街道上增设大量的垃圾桶，从而便于市民执行，不要随地扔垃圾。”
邓穗欣说，现在他在上海看到的完全相反的做法：为了让城市更干净、更环保，政府减少街道和社区里的垃圾桶。
“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和常识相违背，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那就是说我们对人的行为假设已经不一样了。” 邓穗欣认为，上海制定这样的公共政策，其根基在于市民意识和行为的进步。在发达国家，街上垃圾桶很少，人们会自觉地把产生的垃圾带回家；如今上海市民的意识也提升到了一定程度，当市民发现垃圾桶少了，人们感觉不方便，那是因为大家早就过了会“随地扔垃圾”的阶段。而新的政策执行后，会推动市民意识进一步提升、新的习惯进一步养成。
“我认为上海推动垃圾分类这件事有三个阶段。” 邓穗欣表示，第一阶段是认识到市民意识的变化，这是前提；第二个阶段是基于意识变化，通过新的规则设计来形成新习惯；第三个阶段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根据人性特点来减少规则执行中的障碍，让人们一步步自觉地去执行新规则。
“我觉得规则制定后，政府理所当然要成为规则推动的掌舵者，但同时也要给予一定的灵活性，要管理人们的期望。”
邓穗欣举了个他身边的例子：美国的升学竞争也很激烈，他曾规定自己9岁的孩子每天用额外的一小时时间来补习数学。但小孩爱玩是天性，规定他在睡觉、玩游戏前必须做一小时数学题很困难。于是他让孩子做15分钟数学，休息、玩15分钟，再进行重复，降低规则执行难度后，结果是一致的，而孩子执行得更好。
“如果让孩子做一小时数学，他可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邓穗欣解释，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很多时候规则设计的灵活性比单纯的奖惩更重要。
邓穗欣还结合他的理论研究，为推动垃圾分类这样的公共政策提出建议：可以用非正式的规则来巩固和强化正式的规则。
“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都了解，在好的社区里，你遛狗时如果不把狗粪捡起来带回家，邻居们都会说闲话，你一定会感受到‘闲言碎语’带来的无形压力。” 邓穗欣解释，尽管法律没有规定要捡狗粪，但人们会自发地制定一些“潜规则”，并有自己的方式“对付”不遵守规则的人。
“当大家对一项正式的社会规则有了高度认同后，便于自发地用自己的行为制定那样的‘潜规则’，从而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规则。” 邓穗欣表示，非正式规则不需要政府去制定，政府只要管理好公众期望，推动公众接受和认可正式规则，人们自然而然便会制定非正式规则，去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人、形成社会合力。